日本“纵酒”为创收，印度“控酒”是党争。
▲人们在日本东京街头撑伞出行。图/新华社
文 | 陶短房
近日，日本国家税务局发起了一场名为“清酒万岁”的活动，比赛要求20岁至39岁的年轻人分享商业意见，帮助提振酒精饮料的人气，激发同龄人的饮酒需求。酒水品类不限于清酒，还包括烧酒、威士忌、啤酒、葡萄酒等。
而不仅日本，印度近来也和酒“杠上了”。今年9月1日起，印度德里国家首都辖区将恢复私营卖酒禁令，当地居民买酒或许将失去往日的便利。
日本“纵酒”、印度“控酒”，面临经济衰退和政府收入下降，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印度，不约而同地盯上了酒，却又为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呢？
两大截然相反的“酒政”
日本国税厅网站上，开宗明义地表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振兴日本酒业，吸引日本年轻一代更多消费酒类。活动策划方认为，日本酒类消费下降的关键，是出生率下跌、人口老龄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
酒类消费税是日本税赋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传统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日本江户幕府（公元1603-1867年）时代前期。但近年来，日本酒类税收在总税收中占比不断下降，1980财年为5%，2011财年降至3%，2020财年仅占1.7%，计1.1万亿日元，约合8.1亿美元，同比重挫9.1%——考虑到前一财年因疫情应对措施，餐饮业和夜场等酒类消费重点场所营业长期不正常，如此大的下挫幅度是非比寻常的。
而印度，确切地说是印度首都德里则正好相反：联邦总理莫迪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正着手迫使直接管理德里的国家首都辖区政府收紧此前放开的“酒政”。
2021年，德里国家首都辖区在执政的地方党派平民党推动下，放松酒类专卖制度，一次性发放了849张私营酒类运营商许可证，允许这些私营运营商从原来的22点营业至凌晨3点，将最低合法饮酒年龄降至21岁，而原本为全球非禁酒国家中最高的25岁。
就在几个月前，印度国家首都辖区政府为减轻私营酒类运营商因疫情影响所造成的库存压力，还允许其对酒类实行“买一送一”或打折50%的“大甩卖”。
但7月下旬，莫迪政府通过德里副州长和联邦中央调查局不断对其进行“花式干预”，最终迫使国家首都辖区政府宣布，自7月30日至9月1日所有酒类运营商停止营业，此后将重新核发许可证。预计去年“新政”所核发给私营运营商的许可证将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废。
莫迪政府及人民党称，“德里酒政”造成酒类营业场所门口大排长队，“不仅有伤风化和公共健康，且对经济发展不利”。德里副州长萨克那不仅威胁将“一票否决”酒政，而且“告御状”到联邦政府，指控“酒政”涉嫌“程序性失误”——这在印度官场用语中，实际上是“贪腐”的代名词。
以此为由，联邦中央调查局也顺水推舟地对国家首都辖区政府展开了“反腐调查”。
▲2021年4月19日，印度新德里居民在全城实施封锁前抢购酒品。图/新华社
折腾“酒政”背后有玄机
古今中外都有出于经济、财税等目的折腾“酒政”的传统，且千变万化，各不相同。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主张“限酒”，最初是认为江户时代的酗酒之风系“不文明的陋习”，且认定男性酗酒会妨碍他们成为军国主义的全勤劳动力，战后则认为过多饮酒损害国民健康。
长期以来，主导医卫政策的厚生劳动省一直定期推出反酗酒公益广告。2021年时，该机构官网还刊出专文抨击酗酒是“主要的社会弊端”，敦促酗酒者“重新慎重考虑自己与酒类间的关系”。
如今，日本政府转向“纵酒”也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非常时期政府需要增加各项开支，而酒水税收入却大幅下降。更让当局忧虑的是，现有酒类消费出现了“危险轨迹”。
首先，年轻人越来越不热衷饮酒，据经济产业省统计，日本40-60岁人口中每周至少饮酒3次者占30%，而20-30岁者中这一比例仅为7.8%；其次，更多饮酒者开始选择“更经济饮酒法”，包括尽量不去居酒屋而在家中或家庭餐厅饮酒，尽量选用少加或不加税的酒类。
据统计，2020财年日本啤酒销量同比下降20.1%，而麒麟啤酒公司的数据则显示，2020年日本人均啤酒消费量约55瓶，同比降幅高达9.1%。啤酒是日本酒类税赋贡献占比最大、降幅也最大的。可以预见，不论“清酒万岁”运动有效或无效，日本“纵酒运动”都大概率会蔓延到啤酒领域。
与日本“纵酒”实际是为了增加税收不同，印度“控酒”的背后，则是党争和联邦——地方权益之争。
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历来靠印度教民粹主义聚拢选票，这一民粹主义的一大核心价值观，便是包括禁酒在内的“欲望节制”，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当然不愿轻易放弃这个一再被证明有效的“选举逗猫棒”。
尤其是，平民党近年来在首都地区异军突起，分流了印度人民党大量民粹选票，令后者如芒刺在背。其在国家首都辖区内放开酒禁，允许私营运营商领牌售酒，甚至鼓励“清仓大甩卖”，势必令平民党借地区性酒税的大增获得更多财源，从而更有能力在各级选举中与印度人民党唱对台戏。这是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决不能坐视不管的。
印度是联邦制，联邦政府控制的联邦中央调查局有权调查地方“贪腐指控”。而国家首都辖区的上一级行政单位——德里州，根据现行规则，其副州长有权“一票否决”国家首都辖区的行政决定。
副州长不同于州一把手的“首席部长”，是由联邦政府任命的行政干部。也就是说，不论手握“反腐”大棒的联邦中央调查局，还是捏着“否决”剪刀的德里州副州长，其实都是莫迪和人民党的人，德里地区的“酒政”即便躲得过初一，也绝躲不过十五。
▲2019年2月24日，在印度阿萨姆邦戈拉卡德县的一家医院，饮用过假酒的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图/新华社
“纵酒”“控酒”都有些一厢情愿
日本许多人认为，“由政府出面鼓励酗酒莫名其妙”。而且，许多社会学家指出，酒类消费、尤其年轻世代在居酒屋之类场合酒类消费下降，是和“泡沫经济”破灭导致日本传统职场文化发生重大转折，“职场居酒屋文化”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息息相关的。
政府无能力促进经济、就业并扭转职场“派遣制”盛行的大趋势，却执着于“清酒万岁”或“啤酒万岁”，实在是本末倒置、异想天开。更有人在网上讽刺称，日本政府信誓旦旦要解决“少子化”，但鼓励年轻人酗酒，岂不是会令“少子化”变本加厉？
2022年1月1日起，日本成年标准从20岁下调至18岁，意味着饮酒最低合法年龄也下降，这一措施同样包含了“扭转‘少子化’趋势”和“增加酒税收入”两大愿景，但基于上述理由，恐和“清酒万岁”一样不过是一厢情愿。
而印度人民党的“超越式跳闸”则被不少印度人称作“无济于事的发酒疯”。这些人指出，当初美国的禁酒令徒然令税赋减少，但没有杜绝当时美国社会的酗酒风尚，相反，却造成私酿盛行、因私酿中毒者剧增，和黑社会大量卷入私酿产业等严重社会弊端。
印度本就是全球私酿最为猖獗的国家之一，每年死于私酿中毒者甚至逾千人。近年来，数十人、上百人因私酿“群死群伤”的重大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
退一步说，即便德里“收紧”酒政，也仍旧无济于事。印度各邦地方性法规、政策各行其是，酒徒们将会纷纷涌向酒政松弛的邻近哈里亚纳邦，印度“酒弊”从总体上并不会有实质性减少。
当然，如果认为德里“控酒”本就“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也就一切不在话下，毕竟平民党的钱袋子的确会瘪下去不少。
撰稿 / 陶短房（专栏作家）
编辑 / 刘昀昀
校对 / 赵琳
